穿越红高粱之我是余占鳌

A. 余占鳌：《红高粱家族》小说中最悲剧的人物，折腾一生，终要低头

关于余占鳌，我一直想好好写写他。我总觉得他大起大落的人生里，藏着什么很难懂的道理。

最近重读了史铁生的《命若琴弦》，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一口气，精神垮了，人也就废了。

余占鳌的一生，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失败。他有多少次鼓起勇气重头再来，就有多少次遭受失败的打击。回顾他的一生会发现，他不服输的结果，就是一直输下去。他不向命运低头的结果，就是几乎失去一切，一无所有。

莫言用笔创造出一个热情似火，充满生命力的世界。可这红高粱般生机勃勃的背后，是说不尽的沧桑和悲凉。

他经历的失败，打击之重，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更可怕的是，因为他的关系，间接导致了一千多人的死亡。可他每次都大难不死，幸存下来，去一点一点咽下属于他的苦涩。

1928年，已是高密东北乡土匪头子的余占鳌，中了县长曹梦九的诡计，带着800多个土匪到济南，然后看着他们被打成了筛子。他没死，他从大狱里逃了出来，走了半个月，到了高密。

短短三年的时间，余占鳌经历了人生的巨变：从苦练枪法，打死土匪头子花脖子，到成为高密东北乡最大的土匪头子，再到致使800多土匪被一网打尽。

1939年，自发组织队员打鬼子的余占鳌，人们都叫他“余司令”。他打鬼子，是为了给恋儿和罗汉大爷报仇。一天晚上，冷麻子把鬼子的车队要经过墨水河大桥的情报故意透露给他。余占鳌中了冷麻子的计。本来说好一起打鬼子，可冷麻子却等到战后才出现。

因为这场战争，余占鳌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失去了自己所有的队员。他们对鬼子的伏击，招来了可怕的报复——屠村。6天后，鬼子将村中300多个老百姓赶到高粱地里，疯狂扫射。

余占鳌没死。他为了找冷麻子报仇，去县城买子弹。鬼子屠村的时候，他刚从县城回去。他活下来了，带着永不能磨灭的痛苦。漫长的冬天来了，他心灰意冷，又差点被疾病夺去生命。

大难不死之后，复仇还要继续。他加入了铁板会，迅速取代了铁板会头子黑眼的地位。之前冷麻子算计了他，江小脚盗走他的武器，余占鳌略施小计，就让他们付出了代价。铁板会迅速发展壮大，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1941年，在铁板会最鼎盛的时期，最致命的失败来了。余占鳌先后被江小脚、冷麻子、鬼子袭击。铁板会覆灭，余占鳌被俘虏。等他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经是17年之后。

三次重大失败，一千多人失去生命。余占鳌折腾了一生，从无到有，盛极而衰，从头再来，如此反复。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他一直没死，他也由此尝到了命运的苦涩。

余占鳌有勇有谋，可惜的是，他的“谋”并不是雄才大略，而是些小聪明。

凭着这些小聪明，他也曾成功过。

比如杀掉单家父子之前，他声东击西，先放了把火，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开。再比如除掉花脖子时，他明明身怀绝技，练成了独门枪法，却伪装成一副孬种的模样，以此来使花脖子卸下防备。在报复冷麻子和江小脚时，他先后用了假参军和假投诚的诡计，绑架了他们，讹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可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仅靠这种小聪明是无法成大事的。

有一次他把县长的独生子给绑架了。可人家县长丝毫不慌张。师爷随即带人去余占鳌家把他儿子豆官给绑了。这从容淡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解决方式，让余占鳌看傻了眼。

他绑架过冷麻子，冷麻子就偷袭他。他绑架过江小脚，江小脚也偷袭他。

他的对手，没有一个是好惹的。

他没有冷麻子和曹县长奸诈，也没有江小脚坚定而有信仰。鬼子武器装备齐全，丧尽天良，而余占鳌只是个心思单纯、没见过世面的村民。俘获了鬼子的车队，他会把它们一把火烧掉。绑架了冷麻子，明明可以要好武器，却不知道“三八式”步枪多么重要。

他和每个平凡的人一样，有自己的局限性。

他有时候狠不下心。余大牙是他的亲叔，他父亲去世得早，余大牙一直接济着他家。后来，余大牙醉酒后侮辱了玲子姑娘，动摇了军心。任副官和戴凤莲都坚持将余大牙处死，可余占鳌不忍心。

你可以说他是妇人之仁，成不了大事。可我却觉得他本来就是个重情重义的朴实的乡人。为了这件事，他差点一枪把戴凤莲给崩了。

再后来，恋儿所在的村子被鬼子包围。余占鳌一腔孤勇，要去救恋儿和他女儿香官。他永远是感性大于理性，戴凤莲正和他相反。她苦苦地哀求他不要去，又差点被他打死。

他之所以感情用事，冲动，是因为他是个父亲。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爱的人，是他的本能。

除此之外，他还有种骨子里的善良和单纯。他轻信利用他的冷麻子，轻信痛恨土匪的县长曹梦九。铁板会的五乱子忽悠他取代黑眼，然后成就一番伟业，他就热血沸腾，把一切都当了真。

他缺乏理论指导，也没有远见卓识。他必须要和各种势力打过交道，吃过亏，才能有清醒的认识。可当他意识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致命的是，他的斗争，没有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他的动力，就是为自己，为家人，为了村民复仇。当铁板会发展壮大后，他就飘了。为了给戴凤莲出大殡，疯狂地集资敛财，抢棺杀人。

小说中对他的描写最多。在他的一生中，有过一些小的胜利，但总体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他曾经苦练了半年枪法，等他暮年之时，他却把藏起来的枪挖出来，然后砸碎。

那时他已经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没人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曾经复仇是他的信念。他为父报仇，杀了胖和尚。他为女人和孩子报仇，杀了单家父子、花脖子，又组织队伍打鬼子。冷麻子和江小脚觊觎他的武器，他就报复他们。

《命若琴弦》里，有这样两句话，“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谈不响”。

老瞎子终于弹断了1000根琴弦，拿着那张药方去抓药，可人们都说那药方是一张白纸。巨大的空洞感瞬间包围了他。

余占鳌折腾了半辈子，用小剑、枪和弹药填满了他的前半生。当他老了的时候，他也被巨大的空洞感包围着。

他曾经拼命地和命运抗争，如同在画一个圈。等到这圈画成了的时候，你可以说它象征着圆满，也可以说它意味着一无所获。

老瞎子默默地收好那张药方，告诉绝望的小瞎子，是他记错了，应该是要弹断1200根琴弦才可以。

作为红高粱家族的后代，“我”回到了家乡，听到包括“我”爷爷余占鳌在内的整个家族的亡灵为我指点迷津，他们要“我”在墨水河里浸泡三天三夜，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那株纯种的红高粱，然后，“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

余占鳌没有让“我”做个任凭命运摆布的懦夫，他仍然告诉后世子孙，不要忘了红高粱家族的精神。

他就像那个一无所获的老瞎子，被空洞感包围后，仍然抱有生的希望。

B. 续写红高粱戴九莲死后，豆官，张俊杰，余占鳌，小颜四个幸存者的故事。

小颜带领残部在撤退过程中，遇到了一伙日军，双方发生交火。但是警备队的弹药在高密已经几乎耗尽。弟兄们又死伤多数。他们只剩下了两颗手榴弹，鬼子对他们发起了冲锋，小颜决定把最后的手榴弹留给自己。
就在小颜要拉弦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小颜抬头一看，是自己人。他们是韩主席派来支援高密的。小颜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最终这伙日军被全部消灭。
小颜告诉援军头领，朱县长当时身负重伤，为了保护他们撤退，已经牺牲了。援军头领一面向小颜表示歉意，一面称赞朱县长是好样的。
张俊杰带着弟兄们去参加了八路军(他本来就是共产党)余占鳌被任命为连长，张俊杰担任副连长兼参谋长。喜子，柱子和长发也担任了排长。因为战场上太危险，豆官才7岁，组织上决定把他送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总部。临走之前，两人都依依不舍。看着豆官远去，余占鳌又怀念九儿了。
韩主席得知朱豪三牺牲，很是伤心。他把小颜叫回到济南，并任命他为中校团长
提示：文章还会持续更新。下文提到的大事件会尽全力还原史事。(剧中的钱团长和赵团长告诉朱豪三要参加徐州会战，电视剧大结局人物的服装来看，应该是1938年春天)

C. 红高粱余占鳌几集投靠黑子的

红高粱第37集

D. 红高梁中余占鳌是位怎样的男子汉

余占鳌
男主人公：“我爷爷”余占鳌
余占鳌，北国高大挺拔的红高粱哺育的一条刚烈的硬汉。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疾恶如仇的他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做了低贱的轿夫。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使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戴凤莲。余占鳌一生杀人越货，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纵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写的是“我”奶奶和“我”爷爷本性的凸现，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征，也是“我”爷爷、“我”奶奶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胆开战的精神所至，更是《红高粱》人物的原生态最突出的表现。他虽没有彪炳史册，但正是他们这些汉子创造了历史，打铸着民族精神。
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一种动感之美。人们倾听那被摧残、被压抑的人性在呼唤，一种灵与肉搏斗的呻吟，那是一种值得回忆和记忆的民族精神积淀的告诫，一种只有生长在红高粱土地上才能体验到的关于人的价值、关于民族精神、关于伦理道德、关于历史进程、关于整个人类生活本质的哲理。莫言把这些深邃的哲理都融入余占鳌追求自由及原生态的性格中，使余占鳌身上放出了独特的人性的光辉，在原生态的艺术中呼唤了人性之美。
“高密东北乡” ——这块黑土地孕育了余占鳌这样一个善恶结合的土匪头子。余占鳌是集善恶美丑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他的反抗是彻底的，但手段也是相当残酷的。他表达爱恨的方式就是杀人，包括他的亲叔叔余大牙，对手花脖子，情敌单家父子。而这种“杀人”的行为，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无疑是“恶”的，是不可饶恕的。但在具体的价值行为中，他杀人的行为却又是高度的“ 善”，是高度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的表现。在爱情的准绳上，余占鳌杀死仗势欺人的单家父子，是为了拯救深陷苦海的爱人；他杀死酒后乱性的余大牙，是为了还无辜少女曹玲子一个公道；他杀死流氓头子“花脖子”，是为了当地百姓免于盘剥之苦……这些都恰恰表现出了一种深邃人性的“善”。余占鳌本性的“善”和手段的“恶”并不矛盾，“他们的人生行为已很难用惯常的伦理道德规范去衡量，也难以用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简单的二元判断去评价他们，而是善中有恶、美中有丑、相互纠缠。”他只是徘徊和游离于道德伦理和法律纲常外的另一个层面。作为一个疾恶如仇而又豪放不羁的原汁原味的英雄，他无法跳出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决定的局限性，而恰好在这一历史局限性里，表现的是民族豪放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