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都夜行录夔记百货什么时候开启

❶ 欧阳修的《朋党论》，《丰乐亭记》，《秋声赋》，《六一诗话》原文

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
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
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
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
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
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喂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
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
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
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
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
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
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
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
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
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
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
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丰乐亭记
修既治滁之明年①，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②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③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④数？及⑤宋受天命，圣人出而海内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⑥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⑦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⑧其山川，道⑨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⑩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融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予曰： [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壮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廖；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笼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

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犹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六一诗话
李文正公进《永昌陵挽歌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当时群臣皆进，而公诗最为首出。所谓三降王者，广南刘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后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则误矣。太祖建隆尽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开宝。开宝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谢于西京。盖执玉祀天者，实四也。李公当时人，必不缪，乃传者误云五耳。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车并>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 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西京应天禅院有祖宗神御殿，盖在水北，去河南府十余里。岁时朝拜官吏，常苦晨兴，而留守达官简贵，每朝罢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其语虽浅近，皆两京之实事也。 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而成，遂为绝唱。 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圣俞者，得之，因以见遗。余家旧畜琴一张，乃宝历三年雷会所斫，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声清越如击金石，遂以此布更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宝玩也。 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颇读儒书，博览强记，亦自能撰述，而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时有安鸿渐者，文词隽敏，尤好嘲咏。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 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梅圣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会饮余家，刘原父戏之曰：“圣俞官必止于此。”坐客皆惊。原父曰：“昔有郑都官，今有梅都官也。”圣俞颇不乐。未几，圣俞病卒。余为序其诗为《宛陵集》，而今人但谓之“梅都官诗”。一言之谑，后遂果然，斯可叹也！ 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 ， 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洞咸平三年进士及第，时无名子嘲曰“张康浑裹马，许洞闹装妻”是也。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圣俞尝谓予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柬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辞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 吕文穆公未第时，薄游一县，胡大监旦方随其父宰是邑，遇吕甚薄。客有誉吕曰：“吕君工于诗，宜少加礼。”胡问诗之警句，客举一篇，其卒章云“挑尽寒灯梦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汉耳。”吕闻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声语胡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君一筹。”既而次榜亦中首选。 圣俞尝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 王建《宫词》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如“内中数日无呼唤，传得滕王《蛱蝶图》。”滕王元婴，高祖子，新、旧《唐书》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画录》略言其善画，亦不云其工蛱蝶也。又《画断》云：“工于蛱蝶。”及见于建诗尔。或闻今人家亦有得其图者。唐世一艺之善，如公孙大娘舞剑器，曹刚弹琵琶，米嘉荣歌，皆见于唐贤诗句，遂知名于后世。当时山林田亩，潜德隐行君子，不闻于世者多矣，而贱工末艺得所附托，乃垂于不朽，盖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麽生”、“何似生”之类是也。 陶尚书成mR尝曰：“尖檐帽子卑凡厮，短<革幼>靴儿末厥兵。”“末厥”，亦当时语。余天圣景 间已闻此句，时去陶公尚未远，人皆莫晓其义。王原叔博学多闻见称于世，最为多识前言者，亦云不知为何说也。第记之，必有知者耳。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随青山影，坐学白塔骨”，又“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皆岛诗，何精粗顿异也？ 松江新作长桥，制度宏丽，前世所未有。苏子美《新桥对月》诗所谓“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者是也。时谓此桥非此句雄伟不能称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诗亦遒劲多佳句，而世独罕传。其与子美紫阁寺联句，无愧韩、孟也，恨不得尽见之耳。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犹着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此鱼>鱼繁，豉添莼菜紫。”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台废沼，遗迹依然，见于诗者多矣。惟钱文僖公一联最为警绝，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归空苑水潺潺。”裴晋公绿野堂在午桥南，往时尝属张仆射齐贤家，仆射罢相归洛，日与宾客吟宴于其间，惟郑工部文宝一联最为警绝，云：“水暖凫nC行哺子，溪深桃李卧开花。”人谓不减王维、杜甫也。钱诗好句尤多，而郑句不惟当时人莫及，虽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闽人有谢伯初者，字景山，当天圣景 之间，以诗知名。余谪夷陵时，景山方为许州法曹，以长韵见寄，颇多佳句，有云：“长官衫色江波绿，学士文华蜀锦张。”余答云：“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盖景山诗有“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之句，故余以此戏之也。景山诗颇多，如“自种黄花添野景，旋移高竹听秋声”，“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学飞”之类，皆无愧于唐贤。而仕宦不偶，终以困穷而卒。其诗今已不见于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诗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犹能诵之。盖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诗沦弃亦可惜，因录于此。诗曰：“江流无险似瞿塘，满峡猿声断旅肠。万里可堪人谪宦，经年应合鬓成霜。长官衫色江波绿，学士文华蜀锦张。异域化为儒雅俗，远民争识校雠郎。才如梦得多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国难留金马客，新诗传与竹枝娘。典辞悬待修青史，谏草当来集皂襄。莫谓明时暂迁谪，便将缨足濯沧浪。” 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其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笔画遒劲，体兼颜、柳，为世所珍。余家尝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纸，曼卿为余以此纸书其《筹笔驿诗》。诗，曼卿平生所自爱者，至今藏之，号为三绝，真余家宝也。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骑一素骡去如飞。其后又云，降于亳州一举子家，又呼举子去，不得，因留诗一篇与之。余亦略记其一联云：“莺声不逐春光老，花影长随日脚流。”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诗颇类曼卿平生语，举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词》云：“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曲今教坊尚能作其声，其舞则废而不传矣。人间又有《望瀛府》、《献仙音》二曲，云此其遗声也。《霓裳曲》前世传记论说颇详，不知“听风听水”为何事也？白乐天有《霓裳歌》甚详，亦无“风水”之说。第记之，或有遗亡者尔。 龙图赵学士师民，以醇儒硕学，名重当时。为人沈厚端默，群居终日，似不能言。而于文章之外，诗思尤精，如“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晓莺林外千声啭，芳草阶前一尺长”，殆不类其为人矣。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馀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 惟天圣二年省试《采侯诗》，宋尚书祁最擅场，其句有“色映堋云烂，声迎羽月迟”，尤为京师传诵，当时举子目公为“宋采侯”。

❷ 六甲天书中记载:"六甲印式样 此印用雷霹枣木,方一尺二寸", 是多大40多厘米

有那么大的。

另外，现在印一般都是标准规格的。
还有就是法器是需要祖师或恩师同意且炼祭过后才能发挥真正效果！否则就是木头

❸ 门神分几类，各是什么

民俗，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标志。民族历史愈久，文化财富益丰，就以农历过年（春节）的风俗来说，我国很早就有文字记载。“年”字，远在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字形为？，很象一个人在收割或顶谷禾回去，所以《说文解字》称“年“字是”谷熟也，从禾”。商以后到了周，就用这个字来纪年。农业社会里，田里的五谷熟了收割完毕，则是一年过去，又该开始新的一年了。因此称春节叫“过年“。同时在这个期间出现的有祝贺之意的东西都冠以“年”字。如：吃的糕叫“年糕”，卖的画叫“年画”，互相庆贺的礼仪叫“拜年”等等。中国幅员广大，西北牧区，古代则以牧草返青一次为一年；生活在东北乌苏里江畔的赫哲族同胞，过去曾以马哈鱼由海游到江里周年为一岁，当初春第一次捕到马哈鱼后，就挂起一个鱼头以纪新年，这种悬鱼头纪新年的风俗由来已久，虽然它与谷熟无关，但它却有贺新年、庆丰收的同样含意。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一0四年），武帝（刘彻）诏令太史丞邓平创制“太初历”，确定正月为岁首，初一曰“元旦”，后以元旦前夜为“除夕”。从此除夕，元旦过年的风俗活动越来越多。如东汉蔡邕《独断》里所载：汉代“常以岁竟十二月，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桃弧、棘矢（弓箭），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疾殃。已而立桃人、苇索、儋牙虎、神荼、郁垒以执之。”蔡邕所说的“神荼”、“郁垒”、在应劭的《风俗通义》中也有记载，说：“谨按皇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鬼），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并说：“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大福）也”。这就是后来人们屋内挂钟馗驱鬼，门上贴门神以御凶和立桃符于门旁以及贴年画等风俗的来历。

二 礼门神及其发展的历史

岁暮“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的风俗，可说是民间年画里最早出现的一种形式。近代北京的门神画上，仍印有“神荼”、“郁垒”字样。“门神”二字最初见于《礼记·丧服大记》郑玄注：“君释菜，礼门神也。”可知礼门神是很早出现的风俗。不过那时的门神还没有具体的形象和名号。到了汉代门神才渐渐形象化了。如应劭说的“画虎于门”，“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还有《汉书·景十三王传》中所记：“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挎长剑。”颜师古注：“成庆，古勇士也”。宋代以后门神画上的猛将秦琼，尉迟恭之像，就是由此衍变而来。

古人以为黑夜有鬼魅出来，门上若画或贴幅武将门神，就可安睡。到了晋代，有“元旦画鸡于门”的风俗。因鸡一叫天就亮了，鬼魅则不见。此说见于王嘉《拾遗记》：“尧在位七十年，有氏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望重明之集……。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之遗像也。”画鸡于门上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无疑地扩大了年画中的门神题材。至今象河南开封、山西临沂、苏州桃花坞等地的早期门画中，尚有这一形式的画样传世。

宋代以前，刻版印画的技艺尚未成熟，所以隋、唐及其以前的门神都是画的，推想门上画荼、垒或虎或鸡的还不多。到了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手工业、商业相当发达。雕版印刷佛像的纸马店，也在汴京（开封）出现。每逢“清明节”，土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又有]“印卖尊胜目莲经”、“时节即印施佛像”等记载。雕版印刷佛像原来是善土为祈福施送给众生的，到了宋已由纸马铺印刷而带有商品性质了。同时纸马铺的出现标志着雕版印刷版画的范围扩大，一到“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见《东京梦华录》）从此贴门神、挂钟馗以点缀年节活动，渐渐在民间展开。人们对门神的威严治鬼之说，也不象汉唐时代那样迷信，认为门神只是一个守门卫户的军士罢了，对门神也不大尊敬。如宋代苏轼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争闲气》：“东坡示参寥（宋高僧道潜的别号）曰：桃符仰视艾人而骂曰，汝何等草木，辄居我上？艾人俯而应曰，汝已半截入土，犹争高下乎！桃符怒，往复纷纷不已。门神解之曰：吾辈不肖，方傍人门户，何暇急闲气耶！”从苏轼这篇杂文中所反映出来的含意，盖指门神等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不能自立创业，只有依附于有势人家的门户，就是这样还急什么地位高下呢！

明代以后，门神不再是“神荼、郁垒”两个“度朔山上，章桃树下简阅百鬼”的神人，开始由人来选派，最初选出的是唐代开国元勋秦叔宝，尉迟恭两位将军。据《三教搜神大全》载：“门神乃是唐朝秦叔宝，尉魅呼叫，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无宁静，太宗慎之，以告群臣。秦叔宝出班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同胡尉迟敬德戒装立门以伺，太宗允其奏。夜果无警。太宗嘉之，谓：“二人守夜无眠。太宗命画工图二人之形象全装，手执玉斧，腰带鞭练弓箭，恕发一如平时，悬于宫掖之左右门，邪崇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明代的门神既然由人来择选，那门神的威仪也不能再被人们敬仰。从宋时起岁末除夕便有了一年一换门神的风俗习惯。如吴自牧《梦梁录》中说：“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之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此风沿袭下来到明代未断。明朝茅维，字孝若，归安（今浙江吴兴）人，万历44年（公元1616年）进士，授翰林院孔目，曾上书奏议足食，足兵政策，不被当时朝廷采用。他痛恨老朽的官僚掌握政权，只图享受，不做正事，遂编了一出讽刺喜剧来揭露官场腐败的丑态，剧名叫《闹门神》。剧情是说农历除夕，旧例要换门神，新门神来到门前上任，可是旧门神不肯让位，赖着不走。钟馗、紫姑、灶君、和合等神都劝归旧门神退去，让新的门神上来。剧词有：“俺且眼偷瞧桃符好乖，那戴头盔的将军忒朵，只你几年上都剥落了颜色，甚滋味全无退悔！”但旧门神仍不听劝告，死赖着不走。最后九于监察使者下界查办此事，才将旧门神及其仆从顺风耳发配到沙门岛。从这个以门神年画为题材的小戏可以看出：一是明代年画里不仅有门神、钟馗等传统题材，还增添了紫姑、和合等吉祥人物；二是从曲词“紫花儿”序的唱词中，得知当时的门神形式是：“谁将俺画张纸装的五彩，冷面皮意气雄赳，竖剑眉阔口髤？（上髟下思），手拿着加冠进爵，刀斧彭排”的样儿。明代的门神传世稀罕，但从此曲词中得知明代门神与近代四川梁平、河南开封等地印制的年画相似。

清代满族人入主中原，不废汉族新年风俗习惯，除夕依例贴门神、灶君、钟馗等等。由于戏曲、弹词和通俗小说盛行，门神中还出现了不少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如“燃灯道人、赵公明、孙膑、庞涓；赵匡胤、杨兖等，并且还画有战斗故事。至此已失去了自古以来敬门神为”五祀“之一的意义，转向具有装饰性的门神形式发展。清代民间年画繁荣。贫寒之家，为了表示同庆新年，也都买一对门神来装点门面。他们选购的多是这类既有古代骑马将军，又在舞刀对阵带有战斗故事的年画，如伍员、赵云之类门神，有的还蕴有劝诫世人之意，例如陕西汉中门神里的庞涓、孙膑，画孙膑骑鹿携拐杖，庞涓骑马举双刀。春秋时孙膑与庞涓同拜鬼谷子（王栩）为师，后庞涓辞师下山，仕魏为相；不久墨子又荐孙膑于魏王。庞涓嫉孙膑才识高于自己，诬陷孙膑通齐，魏王信谗言，将孙膑刖去双膝，并欲杀害，孙膑不得已装疯佯狂，使庞不防。得卜商之助，逃出魏国。后乘庞涓举兵伐韩之机，孙膑攻魏，庞涓回兵，正中孙膑之计，遭乱箭射死。按此故事，孙膑与庞涓并非同心共守门户之将军。却因庞涓嫉贤妒能，陷害同窗反被乱箭射死。这类既有故事情节，又有劝诫世人以善行处世的门画，确实只有在文化悠久的中国才可出现。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解放区和大后方曾绘刻八路军和抗日战士作为“抗战门神”。大后方还曾出现“美军门神”，画来支援抗战的美国军人。新中国成立后，又有画解放军和边防战士形象作为新的门画，有的美术出版社还绘制了古代保卫祖的民族英雄，如戚继光、郑成功作门神。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造成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因而十年动乱后还曾出版了宋代包拯，明代海瑞作门神。民间门画供古喻今的优良传统，不断在新年的民俗活动中，继承与发展着。

三 民间年画与民间风俗

我国古代绘画品类里，没有年画这一画种，宋代虽然已有“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的文献记载。但还未以“年画”之名来总称其品类。明朝年画题材渐扩大。“十二月二十四日，渭之交年，民间祀灶。人家各换桃符、门神、春帖、钟馗、福禄、虎头、和合诸图，粘贴房壁。”宫廷大内，则“室中多挂绵羊太子画帖。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诗图》。”也没提到“年画”二字。清代，曹雪芹作小说《红楼梦》，其中有刘姥姥游大观园一段故事：当贾母依栏坐下，因问刘姥姥这园子好不好？刘姥姥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刘姥姥说的当然是农村贴的年画儿，可知清初北京称年画为“画儿”。到了道光29年（公元1849年），李光庭著《乡言解颐》，书中记有“新年十事”，在“年画”一事中，说：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此时绘画内，遂将民间过新年时粘贴的门神、灶君、钟馗、福禄、和合以及《孝顺图》、《庄稼忙》等含有教育儿童和描写农村劳动生产的各种画儿，统一称作“年画”了。同时，文中也明确了“年画”的定义和性质。也就是说：准备农历过年，人们打扫屋子，清洁卫生之后，在门窗或室内张贴的木版彩印画，叫做“年画”。这类年画的题材内容，主要的是描写劳动人民喜庆丰收的《庄稼忙》，或含有教化意义的，如《孝顺图》（俗称“二十四孝”）等。从现存全国各地明清年间的木版年画来看，它的题材内容确是包罗万象。除了那些以历史人物、神话故事、通俗小说等为题材内容的作品外，还有描写渔樵耕读“四业”，三教九流，屋木舟车，山水名胜、珍禽异兽、仙花瑶草、水族草虫、商埠新景、各地风尚、汽车火轮、枪炮战争、西洋风俗等，仿佛是一部民间生活网络图绘。

民间年画因风俗节日而降，它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家宅安泰、人马平安等祈福迎接、驱灾避邪的愿望。民间年画的欣赏者大都是文化低下的劳动人民，因此要求它在表达人民大众祈福禳灾的心愿时，还要获得一些文化历史之类的知识。从而使得民间年画成为广大农村群众的重要精神食粮。它虽然岁末腊月才大量出现在乡村市集城镇街巷，平时喜庆节日，婚丧风俗中，仍可得见各种不同题材形式的“年画”。以往大凡岁时节日，和平日嫁女聚亲、生子弥月、入塾读书、考试中举、升官授职、拜师收徒、酬师谢神、养蚕获利、捕鱼丰收、出猎平安、安家迁居、谢医挂匾、祭天酬神等等民俗活动中，都有年画艺术形式点缀其盛。为了解年画艺术与民俗相互关系之密切，下面就民俗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有关年画，逐类略述如下：

一）岁时节令里的应景年画

一、春牛图

农村过去无历书（日历、月历之类），年画作坊入冬先印“春牛图”，图下画一芒神（一童子模样者手持一短鞭，俗称句芒，象征春临）依一卧牛身旁，手托一“春”字。图上印有一年二十四节气月日表，及“流郎诗”、“地亩经”等。供农民耕作时，按图上节气务农。宋刘克庄诗：“今年台历无人寄，且看树翁壁上图”句，则知《春牛图》远在宋代已流行民间。《春牛图》又名《芒神春牛图》。《清嘉录》：苏州新年“城中圆妙观尤为游人所争集。卖画张者聚市于三清殿，乡下争买芒神春牛图。”

二、戏出灯画

民间以农历正月十五日为灯节，城市街上悬灯结彩，庆贺佳节。农村则以秫秸扎一方形灯架，外糊木版印制的“灯方子”纸画。这类灯画四张为一幅，印有各种地方戏曲一出。如河北武强画店印的《打金枝》一幅，画郭暖恕打升平公主不去为公公郭子仪拜寿，公主被打，回宫哭诉，父皇唐肃宗（李亨）；郭子仪得知幼子郭暖殴打公主，闯下大祸，绑子上朝请罪，肃宗认为附马与公主吵架是儿女家庭之事，不应由朝廷处理，并与皇后劝解二人和好。图上还刻有谜语各一则，如“小人无用”（药名一）谜底为“使君子”。又有“走马灯”，是用年画作坊刻印的刀马人剪制而成，走马灯做法是先用竹篾扎成方或圆形纸灯，将彩印刀马人剪出，黏一纸轮之下四周，轮中有干，能活动自转，下放一烛，烛光煽轮，轮上之刀马人物随即旋转不息，常见的有：“三战吕布”、“割须弃袍”、“捉拿花蝴蝶”等小说中的武打场景。按汉司马迁《史记》载：“执金吾掌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敕许弛禁，谓之放夜。”但当时还未成“灯节”，到了唐以后，灯节（又称元宵节）才渐渐热闹起来。宋时，元宵节的灯品最多，周密《武林旧事》中所说“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就是“走马灯”。可知宋代已有以火煽轮而自轮的走马灯了。清代一位贵族子弟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里说道：“走马灯之制，亦系以火御轮，以轮运机，即今轮船，铁轨之一班。使推广而广之，精益求精，数百年来，安知不成利器耶？惜中士以机巧为戒，即有自出心裁精于制造者，莫不以儿戏视之。今日之际，人步亦步，人趋亦趋，诧为神奇，安于愚鲁，则天地生财之道岂独厚于彼而薄于我耶？是亦不自愤耳！”参见附图北京刻印年画《锯大缸》走马灯人物。

三、老鼠娶亲

《北京岁华记》云：“25日人家市豕牛羊肉，恣餐尽日，客至苦留，必尽饱而去，谓之填仓。”北方是日有“老鼠娶亲”之说，南方谓“老鼠嫁女”，上海一带于正月十六日为老鼠婚期。民间年画产地，如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四川绵竹、湖南隆回、福建漳州等年画作坊，都有这一题材的作品印制，而且还影响到东南亚等国家。如越南的年画中有一幅《老鼠娶亲》，就与湖南隆回楚南滩头印制的相仿佛，老鼠娶亲的故事据清俞越《茶室丛钞》：老鼠生了个女儿，它的父母非常喜爱它，要把它嫁给一个好女婿。它们认为太阳高高悬在空中，应该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了，就求太阳作它们的女婿。太阳说：我不行，只要乌云一来就把我遮住了。老鼠一想还是云好，就去请乌云作女婿。乌云说：我怕风，风一吹就找不到我了。于是老鼠又去找风，风说：我可不行，因为我遇到墙就无力了。老鼠又去找墙，墙回答说，我最怕老鼠，老鼠一打洞我就垮了……。民间传说又有发展，说：老鼠最怕猫，如果把女儿嫁给猫，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老鼠很高兴地找到了猫，猫一听很是高兴，说好当晚娶亲，这天正是正月二十四日，当花轿抬着新娘还没来得及下轿结拜时，老猫一口先把新娘吃掉了。其实，填仓节是捕鼠的一次集体行动。春天正是老鼠繁殖季节。南方天气暖的早，北方稍晚，故相差十天，老鼠娶亲的这天，民间晚上不许点灯并给猫儿好饭食。教儿童们夜晚不要说话，静听老鼠娶亲的鼓笛笙箫之音乐。这样全村皆黑沉沉静无一声，老鼠则可全无顾忌了，只有猫儿吃好了正有力气去消灾老鼠，以保护填好粮米的仓房。所以这“老鼠娶亲”题材的年画，各地作坊都有印制，每到正月二十五日填仓的前夜，老人们常将墙上贴的这幅画讲给孩子们听，哄孩子们早入睡，以诱鼠出洞，放猫擒拿。

四、天师符

《清嘉录》：“五月朔日，人家以道院所贻天师符贴厅事以镇恶，而小户又多粘五色桃印彩符，每描画姜太公财神及聚宝盆、摇钱树之类。”因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芦席，及忌盖屋”。（梁·宗懔《荆梦岁时记》）。所以广东佛山、陕西凤翔、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上海旧较场等年画作坊，都刻印多种形式的“天师符”以备五月供人们采购。苏州桃花坞就有《灵符镇宅》、《天师真人》、《太公在此》、《杏黄旗》等大小尺幅不一的七种。据《三教搜神大全》载：“天师者，汉张道陵也，子房八世孙，光武帝建武间生于吴天目山，学长生法术，隐于北邙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游名山，东抵兴安云锦溪，升高而望日，是有异境，缘衍流而之云锦洞，有岩焉，炼丹其中三年，青龙白虎绕于上，丹成铒之，时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书通神变化，驱除妖鬼，后于蜀之云台峰升天，所遗经绿符章并印剑，以授子孙。”年画中的张天师，都是身披八卦袍，以表示炼丹，手举利剑，显示除杀鬼魅之威风，有的坐骑黄虎，藉以驱邪恶。每幅图上或盖一“灵符镇宅”之方印，或印一“敕令”神符，故名“天师符”。是大江南北端午节日常见的一种木刻彩印应时画。

五、镇宅钟馗

钟馗是民间木版年画中较早出现的一个题材。北宋时已有印卖钟馗的文献记载，不过那时是在除夕悬挂。叶梦得《石林燕语》：“宰执每岁有内待省例，赐新火冰之类。元丰元年（公元1089年）除日，神宗（赵顼）梦中忽得吴道子画钟馗像，因使镂板赐二府，明年除日复赐。”反映出宋代钟馗是和门神一样，都是新年出现在墙壁或门上。直到明朝时岁暮还是“门旁置桃符板，将军炭、贴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见刘若愚《酌中志》）。明代以后，除夕悬挂钟馗的风俗渐渐移到五月端午，悬于堂中“挂钟馗图画一月，以祛邪魅”（见《清嘉录》）。钟馗驱邪祛魅之说，初见于宋代沈括《补笔谈》：“禁中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幸翠华还宫，上不怿，因店作，将逾月，巫医惮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履一足球队，跣一足，悬一履，摇一大筠纸扇，窍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兰裳，袒一臂，革双足，乃提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进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店若顿瘳，而体益壮，乃召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图之。”后来绘画中的钟馗，即从此说而来。民间年画中之钟馗，多无捉鬼情节，只画钟馗头戴进士巾，身穿圆领官衣，革双足，仗剑，，手指一蝠，或题“引福入堂”，或题“恨福来迟”以及“福在眼前”、“福自天来”等字句，盖借“蝙”与“福”字之音相谐近，巧成一句吉利之语。此外，苏州桃花坞和上海旧较场清代刻印的钟馗中，有钟馗右手举剑，左手抓一腰遮虎皮裙之鬼，旁刻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上有“消除五毒”、“驱邪降福”方印和一“八卦图”者，可见清以前除夕悬挂钟馗的风俗，已演化变成了5月5日时提醒人们注意夏天已到，蛇蝎毒虫活动，要防范儿童勿被虫咬的招贴画了。

六、月宫符像

8月15日正当三秋恰半，俗称中秋。宋以前，每逢中秋人们只是饮酒赏月。此夜正是金风送爽，玉露生凉，月色倍明，丹桂飘香的好时光，大户人家莫不登高楼，临水榭，开敞轩，迎月赏景，排宴高歌。“虽陋巷盆寒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实。”（《梦梁录》）但此时还没有祭月宫，分月饼之风俗。明朝刘侗等著《帝京景物略》，其中有祭月之说：“8月15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花。纸肆市月光纸，绘满月像，跌坐莲花者，月光遍照菩萨也。花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中，纸小者三寸，大者丈，致工者，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月光纸”，至今尚有收藏。但系清代后印，形式确如刘侗所记。月光纸上刻印一菩萨跌坐一莲座上，下有龙女、善才童子双手合十立于漂浮海面之莲瓣上，空上韦驮抱杵立于云端，绘刻精丽，宛如宋人“水月观音”之图。下有一圆光，象征满月，内刻一兔捣药于桂树下，后有绣窗画栋，玉石栏杆之宫殿，圆光外上刻一佛二菩萨坐像，旁列四天王站立两侧，下有海水龙王朝月宫。构图匀满，刻工细密，是属北京木刻年画作坊上乘之品，其它各地，如河南开封、福建泉州、云南保山、以及山西大同等地作坊刻印的“月宫符像”尺幅都高不盈尺，只绘玉兔捣药于月宫而已，开封朱仙镇年画作坊印制的《月光菩萨》之像别具一格，附绘有桂殿玉兔外，还画一后妃宫妆之像，宛如一幅仕女图画。

七、斗香

苏州桃花坞年画中，有“斋月宫”的全份彩印画，苏州一带民俗，中秋拜月不设月宫符像，拜月时院中案上设一“斗香”。斗香是以线香作斗形，外粘以彩画，斗内纳香屑于其中。香斗内放一彩印之宫殿，形如三间四柱之牌楼，和印有三国演义故事（如“灞桥桃袍”、“三战吕布”等）的三角形彩旗，“僧俗咸买下，焚于月下，谓之烧斗香”。此外，苏州等地木版年画中，尚有一种彩印“月饼纸”。纸上印有月饼形式，和“官礼茶食”等字样，是属包装艺术之类。按三南宋时已有了月饼之名，但只作为“蒸作从食”（见《武林旧事》），还非应节之食品，明代8月“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馈送”（《酌中志》）。这才作为中秋的节物出现于市。元朝统治者将国民分作四等，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即西北各民族；三是辽、金统治下的旧族北方人民称“汉人”；四是南方人民叫“南人”。统治者对“南人”剥削压迫最残酷。元末，江南人民在八月秋收之后，以祭月为名互赠月饼，饼内放有“八月中秋杀鞑子”纸条，号召起义，推翻暴政。后来为了庆祝胜利，每年中秋节日便互送月饼为“官礼”。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50年代江苏徐州作坊刻印的一幅“中秋月饼”包装彩纸，上有工农和五谷蔬菜图像外，还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犹存古代民间传说合力御侮之遗意。

八、九九消寒图

“九九消寒图”是属民间年画中历画之一种，它也是早期出现的年画形式之一。现存较早的一幅是明代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陕西刻印的《九九消寒之图》。此图中画一蒜头形宝瓶，上插一枝折梅花，花瓣共81。梅瓶四周，画自一九到九九由冷转暖的不同气候和人们耕种聚饮的各种风俗活动。如“二九”一图，画寒林萧索，白雪满山，华楼上有人对饮赏景，楼下游子徘徊于途，上题：“凛凛寒风刮地来，冰花妆就玉楼台；银瓶注酒歌金镂，谁叹征人尚未回。”又“八九”，画农人鞭牛犁田，上题：“积润统消景物鲜，桃花未吐柳含烟，农人自此知春及，南佃耕开百亩田。”画出寒冬与初春不同季节的不同景物。明尤侗《帝京景物略》：“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可知明代“九九消寒图”之形式，多画梅花。清代年画中“消寒图”的形式花样较多，传世者尚有不少，有画三出小戏，每出戏名三个字，每字笔划为九，共81笔。如“洪洋洞”、“破洪洲”、“南阳关”（破阳字勉强为九笔）。还有中画人物，两边刻有“九九消寒歌”者。天津杨柳青李盛兴画店印的《岁朝吉庆九九图》

❹ 有没有耳朵很大想猫耳一样,尾巴像球一样的动物,神话中的也行

在塞外大草原上上，生活着一种叫做草原跳鼠的啮齿类小动物，它的长相完全符合你的描述，耳朵很大，是为了收集更多危险的声音，尾巴很短就像毛球一样，看上去很可爱